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“低极错误”?一言概之: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。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,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陈凯星撰文说,中国的农民最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东南沿海的农民们把眼镜细拆到一个个螺丝,把鞋子细拆成一个个鞋钉。然后,一条街、一个村、一个镇、甚至一个县,就专心做这些螺丝、这些鞋钉。他们用精细拆分市场的办法,巧妙化解了经济总量不足的劣势,在每一局部市场上都做到了规模最大、成本最低,堪称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经典战例。他们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经济学家们在各类论坛上引经据典地争论,但却没解决的问题。
为什么在国人的眼里,现在的一些经济学家还不如农民?
首先是经济学家群体形象的跌落,近年来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确实不那么令人恭维,有网友总结经济学家的著名“昏话”有:股市要破3000点;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;中国人要购买两套房;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;把公共财产视作无主之物、M BO元年以及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等等。
想必,这些经济学家一本正经地发表以上言论时,口气之坚决如“定理”,却没想到会被如此猛烈地“炮轰”,令广大网民和国民哂笑!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“低极错误”?一言概之: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。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,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农民则不同,他们时时为一家人的生计处心积虑地思考、惮精竭虑地劳作。农民式的精明在于,他们很实际,
不会放过一丝改善生活的机会,他们善于以身边成功人为榜样,总结身边失败者的教训。当一种市场机会出现时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,直至失败抑或成功,而一旦成功,会引来大批仿效和竞争者,从这个意上来说,在中国南方出现专业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,并不奇怪。但这种简简单单的坚持的力量,就是探索,就是实践。
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学人,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。
应当承认,中国有一批经济学者是不乏这种精神的。顾准是,薛暮桥也是。顾准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,1959年,顾准被遣送河南劳动改造,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,他仍决心潜心研究10年,写下了大量笔记,价值难以估量,“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”。他的钻研精神,现今哪位经济学家能比?而薛暮桥,一生重视基层调查,眼光始终向下,其经济研究就从家乡的农村调查起步,并长期主办《中国农村》月刊。建国初期,他就是省部级高官,但1961年,他还到浙江农村蹲点调查,1978年和1985年,又分别到安徽、江苏、山东等地实地调查研究。其眼光向下的作风,如今又有哪个经济学家能比?他们谁肯放下“尊贵”的身躯,沉淀到基层研究几年,来研究问题、解决问题?